忆赵访熊老师二三事

数学力学系63届 蔡大用

　　1958年我们一群年轻人从全校各个系调到力学数学系学习计算数学。当时仅仅知道我们的老师是全国计算数学的先驱——赵访熊教授。

　　1959年，全国大搞“教育革命”。当时我们是一群对数学知之甚少的毛头小伙子，但是也要“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”，在科研中大干快上地搞群众运动。我们搞的题目是三峡水利发电枢纽腹拱坝的热应力计算。数学上这是一个在复连通域上求解重调和方程，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问题。当时不但没有电子计算机，连今天中小学生用的计算器也没有。我们的工具就是纸、笔和算盘再加上年轻人的热情。在新水利馆三楼用样板松弛法展开了持续十几个昼夜的大兵团作战。日夜三班，大家围着几块大的制图版，对一群数字轮番地围剿。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科学作风，几天的鏖战自然以失败告终。时隔不久，忽然听到赵老师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老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我们对老师的钦佩油然而生。

　　光阴荏苒到了1962年。系里抽调几个同学跟随不同的老师写学年论文。我恰好分配给了赵老师。论文的题目是求解复系数高次代数方程的卢斯表格法。在这个期间，我有机会常常到老师家中求教。讨论课题之余，老师也常常谈起他年青时求学的经历。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，然后转入哈佛数学系，因此对于数学在工程实际中的作用有深刻的体会。老师从一开始就把数学研究结合生产实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，始终不渝地选择了计算数学作为研究方向。在当时的数学界计算数学似乎是不入主流的异类，但是老师始终不悔地为之奋斗了一生。老师关于数学研究结合生产实际，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信条终于也变成了我的行动指南，它贯穿了我一生的科研。如果说我后来还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话，应当说受益于老师的教悔。

　　1963年我们毕业时节，记得是在力学馆二楼，老师郑重其事地把留校任教的分配通知交给了我，并对我表示了热烈祝贺。从那时起我就走上了人民教师的岗位至今已经四十几年。

　　老师心胸开阔，处事豁达，不计较个人得失。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为人处世风格对我影响非常大。记得1966年五六月间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刚开始，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。校园里大喇叭勒令赵访熊到（老）图书馆前看大字报。我怕老师经受不住“革命的”冲击，那天下午悄悄地到九公寓老师家探望，殊不知老师谈笑风生，毫不介意，大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风度。真真地让我始料不及。

　　随着“革命”的深入，老师被加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。当时中央文件的反动学术权威在全国也为数寥寥。应当说对于个人这将意味着无尽的凶险等待在前面。老师对此处之泰然。直到有一天，对老师宣布平反。当场老师侧过头来对我说： “我怎么不记得什么时候把我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？”接着又说： “什么时候大家都平反就好了”。

　　1969年，随着一号战斗命令，老师和我们一夜之间就转移到了绵阳。当时师母在鲤鱼洲。

　　绵阳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。我们参加基建劳动。老师分配在工具室管理工具兼管补鞋，老师总是用胶水和胶皮把又脏又臭的劳动鞋子补得整整齐齐，每天总是高高兴兴。记得当时有几个“新工人”有事没事地往工具室跑，名义上是借工具，实际上是找老赵（大家对老师的称呼）聊聊，顺手蹭颗好烟。因为老赵总有四角多一包的牡丹烟。老师也来者不拒，除了分享好烟以外还分享着轻松欢乐的情绪。他的乐观情绪感染着每一个人。

　　后来又分配老师到食堂养猪。穿上围裙，拿起盛饲料的大桶，老师又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猪倌。当时我兼管工地的摄影报道。学校要办一个知识分子劳动成果的展览，指名要老师的劳动场面的照片。一天中午我带着照相机到了猪圈旁边拍照老师喂猪的情景，拍照完成后，老师对周围的人说： “你们算算看赵访熊教授喂出来的猪，肉得多少钱一斤，你们吃得起吗？”

　　说得大家一阵欢笑。

　　在后来的岁月中每当我遇到不如意或者逆境，老师豁达的心胸，乐观的情绪成为我为人处世的楷模。